山西
统战工作重点是党和非党的联盟，这其中既有劳动人民的联盟，也有非劳动人民的联盟。要是统战工作没做好，和群众脱离了，那各项工作就更难开展。从历史经验来看，一骄傲就会脱离群众，最终走向失败。所以，共产党人绝不能骄傲，得融入人民群众，没资格凌驾于人民之上。
陈毅元帅在统战工作方面，言行一致。他说了怎样的话，就一直照着去做......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统一战线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武器之一。长期的革命斗争里，诸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20世纪30年代中期，依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政策，陈毅负责说服动员游击队接受改编。在这过程中，他在统一战线工作方面的出色才能尽显无遗。
1934年秋天，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之后，有几万游击队员在项英、陈毅等同志组成的中央分局带领下，展开了为期3年的艰难斗争。其中，陈毅带着红军战士们，在赣粤边游击区一直坚守，直到抗日战争爆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党中央向全国发布宣言，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还有军队团结起来，筑起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实长城，抵御日寇的侵略。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经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争，国民党政府不得已宣布抗日。
2025-08-05，中国工农红军改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之后，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给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番号，把陈毅等人带领的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
那时，在南方坚持斗争的红军游击队，和党中央断了联系，已有三年时间。
陈毅等人在香港刊物上，看到毛主席同年5月在苏区代表大会的报告，知道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他们坚决拥护党中央这一重大决策，马上给国民党政府的大余县长发了“快邮代电”，提出停止内战、一起对外的主张。
1937年9月，陈毅亲自前往大余，和国民党政府县长、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以及国民党军第46师代表展开谈判。
国民党嘴上说着合作抗日，实际还在对游击队搞“清剿”。而且在谈判时，他们用赏金、名利当诱饵，想让游击队员“自新纳降”。
面对国民党的这一行为，陈毅遵循党中央精神，坚守原则。他一方面认可国民党抗日的表态，另一方面严厉斥责国民党所谓的“自新纳降”。
陈毅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立场上，向国民党官员说明，不举国一心就没法抗日。这事儿关系着中国历史转折，也关乎世界反侵略阵线的推进。最终，他和国民党代表达成协议，决定让红军游击队下山整编。
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键当口，要把国共合作抗日的方针，宣传给那些分散在各个山区，还不断被国民党“清剿”的游击部队，并且动员他们下山整编，这事儿可太难了，甚至还有很大危险。
当时，不少同志亲眼看到，陈毅穿着长衫，打扮得像个绅士，深入边区游击部队做宣传动员。有一回，陈毅竟被绑了起来，还被错当成叛变投敌的，遭到审讯。
陈毅从抗日大局出发，既坚持原则，又充满机智勇敢。他不断给游击部队的同志们讲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方针，耐心解释党的原则立场。最终，成功说服了众多游击部队的同志，边区的红军游击队欣然接受改编，新四军也得以较为顺利地组建起来。
随着抗日局势变化，党中央和毛主席给新四军领导下指示，让他们抓住好时机，往敌人后方深入。行动要灵活果断，纪律得是模范的，还要做好群众工作。积极去发动和组织群众，把好多游击队拢到自己身边，在大江以南创建一些出色的抗日游击根据地，让民族统一战线能进一步发展。
不久，陈毅果断按党的指示行动，带着新四军第一支队带头向东进发，到了苏南茅山一带。
那时，第一支队只有4个团，总共4000多人。可苏南的游击队多得很，有好几百支。大的队伍能有几百人，小的也就几十人。这些游击队的“司令”成分复杂，有知识分子，有帮会头目，有跟党组织断了联系的共产党员，还有国民党政府的官吏。要把他们团结起来一起抗日，难度着实不小。
茅麓农场经理纪振纲，以前是冯玉祥的部下，在茅山地区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国民党军队溃退时，他花钱买了一批枪械和迫击炮，还收拢了一些军人，想组建“民团”，保护他那投资了40万元的农场。
那时，我军有些干部瞅见纪振纲手里的武器，挺感兴趣，打算把他的武器缴了，用来抗战。陈毅知道这事儿后，很有谋略地说：一个纪振纲是容易对付，但江南那些大大小小的游击“司令”就会敌视咱们，几十万群众也会跟咱们疏远，士绅会反对，帮会会起疑。这样一来，咱们就孤立无援了，还谈什么广泛的统一战线？共产党又拿什么领导抗战？
干部们觉得陈毅这话很有道理，就没那么做。
没过多久，陈毅亲自上门找纪振纲，做他的争取工作。与此同时，新四军在几场战斗里都打了胜仗，表明新四军真心抗日，而且很会打仗。这些事让纪振纲改变了态度。
后来，纪振纲主动把武器弹药捐给了新四军。这次争取工作成功意义重大，江南不少“司令”和士绅不再有疑虑，同时，我党积极抗日的主张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为新四军在江南站稳脚跟、发展队伍，创造了极为关键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