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这么丑竟也是大牌 明星买家秀看着太糟心

在文学艺术发展史上，莎士比亚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他的作品被公认为“世界的文学”。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是几乎所有作品都有着丰富的素材来源，他在点石成金、推陈出新的基础上完成了举世公认的不朽经典。因其作品的包罗万象与博大精深，莎士比亚获得了“自然的诗人”“时代的灵魂”“伟大的创造者”“雄伟的哥特式建筑”“无边的原始森林”“深邃的大海”等多种美誉，成为西方不可撼动的经典的中心。一个几乎靠改编和借鉴他人故事的作家何以能取得如此显赫的成就？莎士比亚何以能成为举世公认的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这里究竟深藏着怎样的秘诀？从学术思想认知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封闭地探讨莎士比亚，而是应该把他置于“承前”与“启后”的广阔文化文学视野中来探究其意义与魅力，借莎士比亚之“桥”更好地去探知西方文化之“长河”，力求真正全面完整地揭示“莎学”与西方文化关系的内涵。

莎士比亚创作《哈姆莱特》的重要故事来源主要有两个：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蒂克斯（约 1150—1220）用拉丁文撰写的《丹麦史》；法国人弗朗索瓦·德·贝尔弗雷斯特（1530—1583）法文版《历史悲剧集》第五卷中的丹麦王子复仇故事，这个故事稍后被无名氏由法语译为英译本《哈姆莱特史》传世。鉴于贝尔弗雷斯特故事与《哈姆莱特史》的一致性，本文在行文中统称《哈姆莱特史》。

一部由文献来源创作而成的文学作品能否成为经典，归根结底是要看其对史料运用、创造性改编的深度和开新升华的力度如何。而决定创设深度和开新力度的关键，在于是否能提供迥异于原故事的别开生面的价值旨趣和若干有形量变转化而来的内在质变。《哈姆莱特》的价值旨趣完全不同于两个历史故事，莎士比亚让哈姆莱特的生命提前终止于复仇这个阶段，改变了王子复仇的圆满结局，代之以王子完成任务的同时也丧命于毒计的悲剧。正是这一悲剧性，成就了《哈姆莱特》超越时空的经典性。而其新貌和质变的形成，正是若干量变集聚、升华的结果。

01

鬼魂：颇具张力的独特叙事视角

将鬼魂引入故事叙事角色，是莎士比亚创造性改编的第一大亮点。将鬼魂引入剧情的重要意义在于，关键信息是借助鬼魂提供出来的，无鬼魂，就缺少了后续关键情节进一步展开的逻辑根据。换言之，无鬼魂出场，则无《哈姆莱特》。作为支撑剧情结构的重要力量，鬼魂不仅是揭示篡权夺位真相、推动复仇剧情发展的重要因素，而且深刻地影响着哈姆莱特的思想与情感倾向，尤其对他的延宕行为的形成起着决定性作用。同时，超自然的鬼魂叙事使全剧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令人难以联想其中的惊世秘密，确是别开洞天。正如格林布拉特所言，莎士比亚“把情节作了重大改动，从公开的杀害变为秘密谋杀，而且被害者的幽灵只把真相告诉了哈姆莱特一人”。

在《丹麦史》和《哈姆莱特史》中，弟弟杀害兄长是公开的事实，无须鬼魂揭秘，篡权国王以保护兄嫂不受虐待的善意来为己开脱罪责，以正义的姿态掩饰其无耻贪欲。而王子装疯是迫于面临的杀身之祸，不得不装疯。例如，《丹麦史》中的王子感受到“被我的叔父逼迫”“被我的母亲鄙视”而装疯。《哈姆莱特史》中说“王子被她的母亲以及他人所抛弃”，深感“冯恩不会像死去的父王那样善待他，为挫败暴君诡计而装疯”。《哈姆莱特》中则不是这样。王子起初既不知道父王被害真相，也没有感受到任何威胁，相反还得到叔父的安慰和关爱：“我要让全世界知道，你是王位的直接的继承者，我要给你尊荣和恩宠，不亚于一个最慈爱的父亲之于他的儿子。”可是，王子厌恶叔父的丑怪、虚伪，而他深爱的母亲居然嫁给了这个丑怪，所以他不能不愤慨“罪恶的仓促，这样迫不及待地钻进了乱伦的禽被！那不是好事，也不会有好结果”。据《圣经·利未记》第 20 章 21 节载：“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女。”母亲与叔父结合既触犯了婚姻禁忌，也违背了神意。这不仅让王子喟叹“脆弱啊，你的名字就是女人”，而且人世间的一切在他看来简直“是一个荒芜不治的花园，长满了恶毒的莠草”。从哈姆莱特被父王的鬼魂告知谋杀真相那一刻起，他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巨大威胁。于是，为了自身安全并为父复仇，他决计装疯。

那么，鬼魂究竟对王子都具体说了些什么呢？主要有六点。第一，廓清骗人的不实传言，揭开父王被谋杀真相；第二，谴责弟弟是“乱伦的奸淫的畜生”；第三，控诉妻子是背叛丈夫的“淫妇”；第四，诅咒弟弟不给其临终忏悔的机会；第五，要求儿子光明磊落地复仇；第六，不对母亲有不利的图谋，“她自会受上天的裁判”。鬼魂的话对哈姆莱特来说不啻晴天霹雳，由此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鬼魂向王子控诉其母亲的不贞与背叛，又不让他伤害母亲；既要求他复仇，又须光明磊落。重要的是，出于审慎，他还必须验证鬼魂叙述的真假。这无疑让他陷入两难境地，促成其忧郁延宕性格的形成。可见，哈姆莱特对其叔父和母亲极恶态度的陡然转变，正是父王鬼魂直接影响的结果，成为他整个人生巨大的转折点和分水岭。鬼魂与戏中戏、祈祷场景一起成为不断引发王子思想一波三折、行动犹豫延宕的重要事件，共同构成了王子性格复杂性塑造的核心环节。

02

戏中戏：创造性改编的第二大亮点

历史故事中没有戏中戏。莎士比亚增设戏中戏，是为了照应与鬼魂之间的必然逻辑关联，没有鬼魂就没有理由展开戏中戏。戏中戏是王子验证鬼魂叙述真假的试验场，用以再现国王被谋杀的场景以观察叔父的表情，如若表情正常，“那个鬼魂一定是个恶魔”，反之“那鬼魂真的没有骗我”。所以，戏中戏是王子寻找“更切实的证据”以“发掘国王内心的隐秘”的重要方式。从戏中戏的设计看，哈姆莱特“不仅注重取证，而且更注重取证程序的合法性”，是其法制理性意识的体现，也是形成其延宕行为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莎士比亚借戏中戏表现了哈姆莱特对戏剧表演艺术的看法。首先，他重视表演中“动作和言语”的“互相配合”，强调两者的协调得体，任何“不近情理的过分”“越过人情的常道”，都是“和演剧的原意相反的”，“要是表演得过了分或者太懈怠了，虽然可以博外行的观众一笑，明眼之士却要因此而皱眉；你必须看重这样一个卓识者的批评甚于满场观众盲目的毁誉”。其次，反对小丑扮演者忘记主旨而随意即兴发挥、哗众取宠的做法，“这种行为是不可恕的，它表示出那小丑的可鄙的野心”。总之，哈姆莱特力求节制分寸，突出重点，不可无原则无分寸地一味迎合观众的趣味。在这里，哈姆莱特对戏剧表演艺术的看法，不仅显示了他的专业审美水平，而且呼应着对证据的谨慎寻找，实际上蕴含着为求证据不能不择手段的理性认知。这些都折射着王子的文化身份。

有观点认为，《哈姆莱特》中的鬼魂和戏中戏情节的设置，是对托马斯·基德复仇悲剧《西班牙悲剧》的模仿。例如，艾略特在《哈姆莱特》（1919）一文中就指出，该剧多处显示是对基德《西班牙悲剧》的模仿而已，“远非莎士比亚的杰作，而确确实实是一部在艺术上失败了的作品”。这一评价是不公允的。莎士比亚虽然从中受到启发，但艺术处理则别开生面。《西班牙悲剧》中的鬼魂毫不神秘，除开场外，均在每幕最后一场出现，仅预测剧情发展方向，起观察、评论作用，更像是一种摆设；剧中的戏中戏是假戏真做，直接用于血腥复仇，缺少深刻内涵，而且与鬼魂被害的事实再现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在功能、作用强度及思想意蕴等方面，都远不能与《哈姆莱特》相提并论。

03

祈祷场景：创造性改编的第三大亮点

如果说，戏中戏折射着王子的文化身份，那么莎士比亚增设的祈祷场景，彰显的则是王子文化身份的内在矛盾性，是对王子灵魂世界复杂性的深度观照。哈姆莱特不杀祈祷忏悔中的叔父，是因为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如若此时杀了他，就等于“把这个恶人送上天堂”。哈姆莱特这番思虑涉及惩罚灵魂还是杀身的复杂问题，明显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从中进一步看出，《哈姆莱特》“体现了文艺复兴时期文化的复杂层次”，并使哈姆莱特的心灵“成了一个十字路口、一个战场”，“异教徒和基督徒、古典的和现代的价值观在此狭路相逢并展开战争”。“他发现复仇对一个基督徒来说，远比对一个异教徒来得复杂”，异教徒只需毁灭肉体，而基督徒“不仅毁灭敌人的躯体，也要毁灭他的灵魂”，由此“揭示出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规范的内在矛盾，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道德标准的冲突”。哈姆莱特深陷于调节这两种道德规范之间紧张关系的悲剧状态中，“他自己的道德标准给他提出了自相矛盾的要求，因而也使得他无能为力”。可见，作为现代欧洲基督教产儿的哈姆莱特，其在威登堡所接受的良好教育，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以一个文明人道的基督徒的温和来强求一种野蛮残忍的异教徒的复仇”。诚如布洛所言，如果把哈姆莱特看作一个高度文明的基督徒而不愿杀死他的叔父的话，就必须超越文本。因此，这场戏借助王子不杀叔父，揭示文艺复兴时期多数“人文主义者是基督教信徒”的身份特征，也照应了王子遵从鬼魂光明磊落复仇的叮嘱，彰显着莎士比亚性格刻画的深度以及对哈姆莱特延宕行为形成的文化背景的交代。当然，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认为这个场景表明“哈姆莱特没有通过正义获得满足，是因为他不正当地希望叔父受永罚”，正是这个“邪恶的抉择”，“导致了该剧的所有惨死”。无论该观点当否，都显示了祈祷场景所具有的丰厚解读空间。

同时，祈祷场景的人性化处理让我们看到了弑君者良知备受折磨、灵魂不得安宁的一面。他的忏悔坐实了鬼魂对其罪行的指控，也证明了哈姆莱特复仇的正当性。“祈祷场景的引入表明，这部剧的宗教含义并不存在于古老的传奇故事中”。《丹麦史》中的篡权国王就毫不“羞于拥有那双杀兄之手，对他的邪恶和不敬行为也未有负罪之感”。显然，在互文参照中，可以体悟《哈姆莱特》的文化内涵。

04

补充细化原有情节，拓展丰富意涵，是体现莎士比亚对史料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又一大亮点

《哈姆莱特》与两个历史故事中母子谈话的情节描写，都涉及杀死偷听者、承认装疯、诅咒叔父、谴责母后、明确实施复仇、要求母后守密等内容，母后为王子都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帮助。不过，《丹麦史》中的描写相对简略，主要交代王子吩咐母后假装为他举行一年的葬礼，等待其归来复仇。《哈姆莱特史》对母子谈话内容进行了较为细腻的扩充。王子认为母后是帮凶，诅咒她为“邪恶的淫妇”。母后则悔恨地坦承不该嫁给杀死丈夫的暴君，“如果我当时有能力对抗暴君，尽管可能会流血甚至牺牲我的生命，我也一定会挽救我丈夫的生命的”。这里交代了母后不希望丈夫被杀，只是无奈屈从于权势。她叮嘱儿子谨慎复仇，不可鲁莽。但王子并没有告知母后具体复仇计划，仅强调“必须使用诡计和策略”。这一重要细节，《丹麦史》未作明确交代。莎士比亚则在剧中用整整一场戏来写“王后寝宫”，既对应着《哈姆莱特史》，又有重要的改动与补充。

首先，当母后指责王子误杀波洛涅斯是“鲁莽残酷”时，王子则回以“简直就跟杀了一个国王，再去嫁给他的兄弟一样坏”。母后十分吃惊，疑惑地连连问儿子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错事”。在这里，莎士比亚补充了王后不知丈夫被杀真相的细节。这一细节补充非常重要。唯其如此，王后才向国王隐瞒了儿子杀死波洛涅斯的实情，从此有了警觉，有了帮儿子的自觉，为后来替儿子饮下毒酒做了重要铺垫。其次，莎士比亚补充交代了王子对错杀波洛涅斯的悔意：“我很后悔自己鲁莽把他杀死”，“我现在先去把他的尸体安顿好了，再来承担这一个杀人的过咎”。这至少说明王子是怀有些微内疚之情的；而且，莎士比亚对于王子对波洛涅斯尸体处理的描写，也较为隐晦。历史故事中的王子则以极其残忍野蛮的分尸煮熟、扔进猪圈喂猪的方式处理了偷听者的尸体。再次，王子告知母后将用诡计对付自己的两个同学，并提醒“不幸已经开始，更大的灾祸还在接踵而至”。

又如，《丹麦史》《哈姆莱特史》都写到王子去英国途中趁机获悉并改换国书内容，要求英王处死两个同伴，将公主嫁给王子。莎剧保留这一基本情节的同时作了两个改变，一是途中遭遇海盗而折返，二是删掉了娶公主的内容。莎士比亚不仅增加了王子意外的返回，而且为克劳狄斯再次安排借刀杀人的比剑情节提供了应对危机的机会。原故事中的英国之行，只是王子复仇过程中的一次经历，而在莎剧中不仅是经历，而且是推动剧情发展、体现国王阴险毒辣的重要因素，也让剧情悬念丛生，波澜迭起，为剧情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

另外，在历史故事中，被用来试探王子的女子和偷听母子谈话的臣子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莎剧中两人之间则变为父女关系，奥菲利娅还是王子的情人，又是新增人物雷欧提斯的妹妹；而送王子去英国的两个朝臣也变成了王子的两个同学。这就使得原来松散的人物关系变得紧密且错综复杂了，戏剧行动的因果关系也更加清晰。如此编剧不仅进一步营造了王子身边环境的险恶，加速、强化了王子忧郁、悲观、厌世等性格特征的形成，而且为后面雷欧提斯为父亲和妹妹复仇、也为国王借刀杀人提供了依据。同时，莎士比亚根据历史故事里丹麦与挪威冲突的背景，又演绎出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意欲为父复仇、收复失地的情节。这样，雷欧提斯与福丁布拉斯的复仇辅线与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主线相呼应，既表现了他们各自不同的诉求，又衬托出哈姆莱特复仇的深刻内涵。

总之，莎士比亚或者通过聚焦复仇主线，创设新情节，富含思想深度；或者对已有情节加以增补丰满，使之前后呼应，更具因果关系；或者通过重新营造人物关系，使剧情结构绵密紧凑；或者通过添加复仇辅线以衬托、彰显王子复仇主线的内涵深意及其复杂性。尤其是鬼魂、戏中戏、祈祷场景等新增的关键性情节，成为《哈姆莱特》区别于历史故事并后来居上的本质所在。

传承与创新：

莎士比亚的意义

任何伟大的作家都无法摆脱自身所处文化传统的滋养和影响，伟大的作家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总是能在传统中获得创新拓展，成就精彩。

传承与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法国比较文学泰斗梵·第根曾指出：“一种心智的产物是罕有孤立的。不论作者有意无意，像一幅画，一座雕像，一首奏鸣曲一样，一部书也是归入一个系列之中的。它有着前驱者；它也会有后继者。文学史应该把它安置在它所从属的门类、艺术形式和传统之中，并估量著作者的因袭和创造而鉴定作者的独创性。” 作为来源研究，当然离不开探讨作家创作时对文化传统的种种借鉴，但这并非最终目的，借鉴后所产生的新质及其独到价值，才是我们探究的终极目标。

正如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只有将其置于自身文化传统提供的文献材料的特定场域来审视他的作品，在具体考察其“因袭和创造”后才能真正发现和准确评判其独创性价值。也只有通过相关文献梳理与探源，才能更好认识莎士比亚从哪里来，并深入探究他与西方文化传统的密切关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查寻他如何在吸纳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获得创新发展、既传播了西方文化又将西方文化带入崭新境界的秘诀与途径，全面深刻地揭示他作为西方经典中心不平凡的诞生轨迹，辩证理解他是西方传统文化集大成者或生动体现的真正内涵，进而从人类文化文明传承与创新发展的使命担当的哲学高度重新审视、认知莎士比亚的创作在世界范围内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与现实意义。

《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汇编（喜剧卷）》

李伟昉主编.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6

ISBN 978-7-03-081601-6

但是，国内迄今还没有一套相关的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的系统汇编作品供读者阅读和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西方学界相关成果虽然都程度不同地探讨了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各种可能的来源，但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始终无法领略已有的各种相关来源文献的真实面貌，更难以对莎士比亚传承与创新问题作进一步研究。为了推进莎士比亚创作来源研究，弥补国内没有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汇编的空白，我们以布洛的八卷本《莎士比亚的叙事和戏剧来源》（导言和来源文献内容已获泰勒-弗朗西斯出版集团的翻译授权）为依据，选择整理编译了这套“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汇编”，旨在为读者了解、比较、体悟这些来源文献对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可能影响提供一个参照系统。此套书将莎士比亚相关戏剧创作有关的各种素材来源按照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类别分别编排，每个素材来源文献前面均有简约的介绍性文字，以供进一步对比阅读和比较研究之用。希望这套书能丰富莎剧汉语研究文献，成为莎士比亚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参考书目，有力推动国内莎士比亚研究走向纵深。

莎士比亚的意义在于，他在创新中继承了传统，不仅让西方文化传统得以传播，而且成就了自己，更影响了后人，后人通过其作品则再一次认知并接续了他所传承的西方文化传统。探讨他的创作成功、经典化过程及其对西方文化的吸纳接受与创新传播，对中国传统文学文化如何经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并传播到世界各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本文摘编自《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汇编（喜剧卷）》（李伟昉主编.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2025. 6）一书“导论（兼序）”，有删减修改，标题为编者所加。

ISBN 978-7-03-081601-6

责任编辑：常春娥

莎士比亚的戏剧作品对人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戏剧创作有多重来源，但国内对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成体系的研究较少。此套书系统梳理莎士比亚戏剧来源文献，旨在从人类文化文明传承与创新发展的视域重新审视莎士比亚的创作在世界范围内所具有的经典启示。此套书按照喜剧、历史剧、悲剧、传奇剧类别分别编排，每个素材来源文献前均有导言，以供读者进一步对比阅读和比较研究之用。本喜剧卷分析了12 部喜剧的来源文献。此套书可供莎士比亚研究、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文学创作等相关领域的学习者和研究者阅读，是了解莎士比亚戏剧及其创作的重要读物。

（本文编辑：刘四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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